《山海对》之一：悲怆巴米扬: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序》

　　天路畅通的时候读《悲怆巴米扬》，兴衰之势一线之隔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战争固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是如果不能继之以建设，希望命运的改变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采取破坏的手段，毁灭的只能是自己，这就是塔利班灭佛的教训。

　　关于天路，属于左翼的英国《卫报》持赞叹的口气写道：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河间道观寺庙寺院。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它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

　　正是如此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其意义更是深远。正如《悲怆巴米扬》的姐妹文章《被淹没的大海》中的观点，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从西北走向东南，甚至于走向大洋的民族的。这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特点，中国的80%的人口集中在东部只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现在中国人民正在改变这一过程的方向，依靠的现代科技，更依靠的民族的信心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正如西方媒体所说，表现了勇于挑战的态度。中国的努力发生在世界各国或处于衰落，或处于战乱，或处于种种矛盾无法自解的困扰的时候。对于中国来说，新的世纪表现出了转折性的、更上一层楼的态势。

　　　　《卫报》记者采写青藏铁路后留下的这一段高屋建瓴的文字是简言意骇的概括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中国国内的媒体拘泥于青藏铁路成就的报道，大谈铁路建成后进藏旅游和经济发展的展望，不过是一些就事论事的报道河间道观寺庙寺院。青藏铁路对中国、对南亚和中亚、以及对世界21世纪可持续发展具有宏伟的战略意义。即使从中国在军事、外交的态势上看，中国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气势，它所所孕含的战略价值深不可测。

　　在这里转《悲怆巴米扬》，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讨论中华民族的趋势，其视野之宽广，唯有认真的感受才能理解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春风化雨写于06－07－02

　　悲怆巴米扬

　　作者：壶公评论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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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悲怆巴米扬，壮烈塔利班河间道观寺庙寺院。长风八万里，巻舒雲水间。何日截昆仑？

　　前言：

　　公元1219－1221年，一群来自中国的蒙古人攻陷了花剌子模王国，后来有些人居住下来了，就成了今天阿富汗巴米扬省的哈扎拉族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民风淳朴的哈扎拉人，对中国人有血縁相同的亲近感，在巴米扬大佛遭难的时候，他们向世界说明，他们是中国人。很有意思，我来了，也是一个中国人。

　　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思路突然转向亚洲的深处，有一种不觉中产生的瞑想，要去感受古老的大山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班达米尔湖在古原，雪山相依，苍天为伴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湖水湛蓝如同丝绸般的温柔，向人们的视野渗透，有了我淨故色淨的平和；湖水透彻如婴儿明眸的清纯，漫过人们的知觉，宗教般的虔诚雪融于无住通于禅的圣洁。

　　跪伏吧，在褐黄的荒山秃岭；饮一口清水，净化来自尘世的灵魂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水的灵气因縁于佛的光华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曾经的参观者记得：

　　清晨，曦光微露，霞光中的巴米扬大佛（1）如幻如梦；不觉中，红日喷薄，千洞万龛佛光初临；切切私语式的祈祷，似乎要喚回昔日丝绸之路的繁荣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山与水，水与佛，佛与人，一样纯粹得让观者动容。

　　巴米扬大佛在阿富汗，现在的阿富汗满目疮痍，巴米扬大佛的命运是社会动乱的缩影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巴米扬大佛，固然彰显的是佛学，更与伊斯兰教的环境相关，它也凝因了东方访客的情思。空旷的古原上演了多种文明的冲撞和交集，也一起卜测着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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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悲怆巴米扬：

　　原来的巴米扬大佛是非常壮观的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大佛从山体上整个雕刻出来，与山紧紧贴在一起，和四川的乐山大佛相似。两座世界上最高的立佛在亚洲的心脏静静伫立了1500多年。

　　佛是山，山是佛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山阴一侧壁立万仞，但是世代虔诚的人们在上面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佛洞、佛龛，窟内雕有许多小型的彩色坐佛，并绘有彩色壁画，它是一部写满传奇的佛史。

　　巴米扬大佛指的是“沙默尔曼”和“萨萨”两尊大佛，一高52米，一高37米，世人尊奉其为“大地之父”和“大地之母”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大佛像坐落在巴米扬市东北郊外，建于公元５世纪。傍山而凿的佛像气势宏伟，“沙默尔曼”漆上红漆，“萨萨”漆上蓝漆，两佛手面涂金，早年的佛像身上还镶嵌着很多珠宝。两佛距离约４００米，东西相向，据说在充满阳光的亚洲内陆，它们容光焕发，慈和地播撒着对人世的关怀。

　　公元４世纪的高僧法显和７世纪的玄奘先后去过巴米扬，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梵衍那国》里写道：“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光耀，宝饰焕烂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玄奘也记录了，在萨珊王朝（公元三世纪中叶）时期，巴米扬是一个佛学中心，四方佛教徒来这里研读佛学。其中的“说出世部”学派建造了巴米扬大佛。

　　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互为表里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萨珊王朝鼎盛于公元220－395年，统治世界的四大帝国之一的贵霜帝国以及安息帝国的伊朗和伊拉克先后纳入王朝的版图。这一时期也是佛教鼎盛的时期。

　　佛学产生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佛陀悉达多#8226;乔答摩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他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表现出了典型的平民特色，与中国孔子的“有教无类”如出一辙。佛陀主张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重来生，与孔子的“仁学”入世以关怀民生的信念有所差别，但是佛的这种信念和公元前6世纪来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一样都受到公元前8－前7世纪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的影响。

　　佛学广泛的传播是在公元前305年左右，它体现在孔雀王朝的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为现代人留写的大量的铭文河间道观寺庙寺院。阿育王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真诚地表示悔恨，后来他皈依了佛教。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他先后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向锡兰，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佛学广泛的传播还依赖长期存在的外族入侵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入侵者的雅利安人、希腊人、匈奴人中的许多人皈依了佛教，而东南亚广阔的地域也为文化的交流中佛音迷漫。

　　很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却不接受佛的同化，即使作为入侵者也是如此，有的佛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其原因应该在于佛重来世，因此过于淡泊今生，它的生活观较之以出世的情怀入世的伊斯兰教要消极得多。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两种信仰在现实的表现，佛国总是受到他国的入侵，而穆斯林却常常表现得咄咄逼人。

　　塔利班灭佛行动的出现，其内在情结是困苦之中的群体向上苍发出的悲壮的呼吁，其现实的表演则是在落后意识支配下的极端行为，这种极端性应该与伊斯兰教义中的激昂成份有关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但是，这种激昂在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情绪的渲泄，巴米扬大佛炸毁了，阿富汗的安宁也消失了。

　　站在大佛脚下，所有的人都沉默而痛苦，科希巴巴山脉的伤口横亘在世人的面前，鬼斧神工不再，感慨与愤怒长存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古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说到：“痛苦是知识的代价”。重要的是，人类能否在这种痛苦中明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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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壮烈塔利班：

　　粉身碎骨的是巴米扬大佛，蒙尘含垢的是塔利班团体（4）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塔利班团体奥马尔解释销毁佛像的原因，说是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信徒不应敬拜偶像，为了建立一个纯伊斯兰教国度，它们就应该被毁灭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人们并不相信塔利班信仰的纯粹认为，奥马尔之所以下令捣毁佛像，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唤起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权的关注。

　　两者或者兼而有之，但是爆炸声后的塔利班已经灰头土脸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这种信仰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目的与效果之间的落差，展现的是反抗者压抑已久的愤怒和落后群体与现代社会无奈的撞击。

　　在波斯语中塔利班是学生的意思，它由阿富汗难民营伊斯兰学校的学生，故又称伊斯兰学生军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最初的塔利班不过800人，穆尔维#8226;奥马尔是他们的领导人。独眼将军奥马尔笃信伊斯兰教，于1962年出生在阿富汗西南部乌鲁兹干省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个队伍的性质也就清楚了。

　　塔利班有二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为人民的；它反映了中亚一些落后地区民众的意识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因此塔利班并非十恶不赦之徒。1994年11月塔利班走上历史舞台，他们一举成功地保护了一支打开巴基斯坦与中亚贸易的车队。

　　这个队伍能够发展壮大，因为早期他们表现的是自身的本质特性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他们以铲除军阀、重建国家为团体宗旨；以反对腐败、恢复商业为政治主张；即为民而来，也为民而战，因此他们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他们深得阿富汗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很快地，塔利班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3万人的组织，也有了成百辆坦克和几十架喷气式战斗机河间道观寺庙寺院。1995年中期，一个名为“进军喀布尔”的战役，当年9月26日塔利班成功地控制了首都喀布尔，占领了电台、电视台、总统府，同时全面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领土。那些无耻而残暴的军阀们，即所谓的反塔利班联盟，具有武装对抗能力的只剩下马苏德派别且偏据一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的胜利。

　　掌握了政权的塔利班很快地暴露了自己的缺陷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塔利班的失败在于其整体的落后性与世界的不同步，更重要的是其野心与其能力不可弥补的差距。

　　内部政策的失败：塔利班声称要建立世界上最纯洁的伊斯兰国家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自古以来， 阿富汗就是不同种族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聚居之地；不同宗教如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这里和平共处。显然塔利班无法容忍这种现象，甚至于作为逊尼派的塔利班掌控大局后，对于同属于伊斯兰教的、占全国人口15％的什叶派穆斯林也受到打击。塔利班视什叶派为异教徒，甚至明令禁止什叶派的波斯新年。

　　外部政策的失败：由于感恩和理念的一致，塔利班追随本－拉登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本－拉登的野心是建立一个纯粹的宗教的伊斯兰帝国，这个帝国包括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车臣。正如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 穆罕默德#8226;阿利夫披露的：“他们的计划是在暗杀马苏德后的一个星期内占领阿富汗北方地区，两到三个星期内占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本#8226;拉登一直在训练恐怖分子，包括中国的东突分子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他建立前线组织企图推翻其他一些国家政府。本#8226;拉登的计划不仅仅伤害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亚其他国家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威胁到了周边大国包括中、俄的利益；尤其是本－拉登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向美国挑衅。于是他激怒了全人类。现代国际事务中，联合国很少在对一国动武时取得了一致。

　　塔利班的失败成为必然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任何派别的成败，决定于其本身的政治素质，也就是它是否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也决定于它的策略，即是否能够与人类潮流协调。

　　成与败的原因更应该以文化为背景加以分析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塔利班所奉行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高举的是为平民从政的道义旗帜。或如埃及总统纳赛尔所言：“穆斯林的宗教是一个100%的社会主义的宗教。”（5）；或如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所言：“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顾及到了民族化和限制财富”。在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时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亚、非的许多国家都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宣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引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既然纳赛尔、卡扎菲们都无法以事实证明自己的成功，以极端主义方式出现的塔利班更无侥幸可言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当人们在认同伊斯兰教的人民性的时候，也认识到它相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落后性，毕竟其本身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的物质与文化的进步。

　　进步与落后，人民性与霸权性，相互间的交叉――正因此，人与山的这一次碰撞显得如此扑朔迷离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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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长风八万里：

　　其实“空”是佛教教义最重要的观念，在炮火中毁灭的佛不正因此实现了它的菩萨不舍众生的信念，要不芸芸众生的我们又怎么能感受到那来自遥远的佛光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巴米扬大佛闻名遐迩，它的毁灭，牵动着亿万佛教徒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河间道观寺庙寺院。06年6月份的一次亚洲安全峰会上，泰国总理他信向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提出重塑巴米扬大佛，他说：“作为一个佛教的国家，泰国对塔利班毁掉巴米扬大佛感到痛心，我请他提供佛像的的碎石，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塑这两座佛像。”　

　　我们不是佛徒，对巴米扬大佛的关注更多的是为了了解穷困无奈的群体与惊天动地的事件之间内在的联系，以此验证“人类寻求自身解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无数事实证明，那一片土地及其承载的文明与中国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12世纪上下，来自中国的蒙古人征服了中亚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关于蒙古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汤因比记载：“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时间顺序大约是：“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6）

　　汤因比为伊斯兰教感到幸运：“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

　　不过对此也有不同和说法河间道观寺庙寺院，03年12月5日有一个埃及珍宝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有一篇文章这样介绍：

　　“众所周知,中国现存的佛教雕刻洞窟全部在西部,如龙门石窟,云岗石窟,敦煌石窟.这些石窟全部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汉族文明)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建立的繁华城市周围修建的,众多富裕的捐助人在这些洞窟的碑刻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列在百家姓中的汉族名字.但是,现在在那里,根本找不到这些汉族人当年居住的繁华城市,当地现在居住的人DNA也不含当年这些原住民的内容.像著名的楼兰以及众多当年隶属与中国西域督护的小国家,现在都淹没在沙漠中河间道观寺庙寺院。”（7）

　　这篇文章认为，西域佛教文明毁于12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东征所带来的“灭法战争”，他们烧毁寺院，捣毁佛像，屠杀信仰佛教的人民河间道观寺庙寺院。用武力改变了当地人的信仰。于是有了现在的新疆的人文、宗教，且不同于内地。

　　当然，人们难以相信后一种解释，12世纪是中国蒙古人极盛的时候，阿拉伯人怎么努力也无法构成对中国的威胁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宗教信仰的传播倒是可信的，因此产生的灭佛也是可信的，不过那是蒙古人的事，因为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信仰。他们对信仰的改变更多的是为了便于对当地民众的统治。

　　事实上，由于元代开始的东西方交流的加剧，伊斯兰教进入并且已经对中国政治形成巨大作用，元末的农民起义就深受摩尼教或称明教的影响，而摩尼教就是伊斯兰教的一支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后来依靠明教上台的朱元璋反手打压明教，说明的是传统中国的封建专制根本不能容忍充满平民意识的伊斯兰教，这一观点从朱元璋对理学民本思想的阉割也可以得到证明。伊斯兰教的得失自有其合理性。

　　文化的传播确实经常承载于战争，即使现代战争，也常常把文化的征服作为政治、经济权力维持的工具，例如现在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的基督教模式下的民主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不过，这种方式常常表现为一种以暴力为支撑，简单而粗糙的行为，最终一无所得。

　　文化的传播更为明显的是来自文化自身的力量，或者说是民众接受的意愿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作为亚洲中部的空间，生存环境的恶劣促使人们接受重来生的佛教和以出世关注入世的伊斯兰教，因为这样多少可以减少现世的精神负担，而把现世的苦难转化为来世的财富。中国封建时代的儒教是以官本位思考问题的，而基督教重现实，人们自然无法接受这种观念而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就是上面所说到的来自中国的蒙古人皈依于伊斯兰教，而且中国的西部和中亚一样是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主导的原因。

　　事实上，逢乱世的中国，佛教也深入中国的东部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安史乱后的，唐、宋间的人们也在原有主流学说儒学的基础上引入了佛学，并且形成影响深远的理学，使儒学多少恢复了它的创始人孔孟的思想，具有了人情味。

　　佛学对中国传统社会有深刻的影响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二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二次即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之前的一次则起讫于汉代，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佛教的传入是以“老子化胡说”（《老子化胡经》）为载体的，发生在公元220－395年中国的东汉年间，即萨珊王朝鼎盛，也是佛教鼎盛的时期。佛学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向往，公元４世纪的高僧法显和７世纪的高僧玄奘即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前往印度求学，后来成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就以夸张的方式记述了这一过程，也宣扬了中国人求佛的历程。

　　公元7世纪上半页佛教进入中国的西藏，而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中国的儒学受到佛学的影响，佛儒道“三教合一”，唐宋间诞生的理学就是这种融合的结晶。

　　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唐代举行过七次大规模的迎佛骨的盛会，其劳民伤财足以令以儒学为正统的仕大夫们愤然而起，唐代的韩愈就喊出了：不堵塞佛老之道，儒学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学就不能推行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民房。（7）。但是即便如此，韩愈的思想中仍然存留丰富的佛学的成份，最为明显的就是他倡导墨学的主张，而墨学与佛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或者说韩愈的反佛只是去其表而存其里。

　　佛学进入中国文化的合理性是明晣的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在孔子之后，当荀况和韩非师徒把儒学变为统治者之术――儒术，并且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口号下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理论之后，中国的主流学说已经成为官学――专制者之说。这种状况至少为平民这一庞大的空间留出了空白，佛学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民学。至今，在官僚体制固若金汤的现代，这种状况依然存在，虽然民学之中常常有不遂之客，但是仍然难以撼动佛学作为民学主流的地位。

　　无论是佛，是真主，都随着巴米扬大佛的殉难再一次来到人类面前，巴米扬大佛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它唤醒的是人们对于自己命运的思考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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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巻舒雲水间：

　　有报道，本#8226;拉登（8）称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8226;奥马尔（9）为“新的哈里发”，说“基地”组织要效忠这位“精神领袖”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阿拉伯语中“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要继承的是先知穆罕默德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本#8226;拉登把他的雄心壮志完全承载于伊斯兰教义及其历史。

　　伊斯兰教有过辉煌的历史，时在633年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先知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广大的骚乱，骚乱的领导者都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这些男男女女的先知们都是哈里发，其实他们很可能只是部落的首领或者是其代言人。这是一些完全依靠信仰和接受利益驱动的人们。事实上这些皈依者和臣民除了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而忠于他们的信仰，在政治上也只愿意从属于自己的部落，对于部落之外的社会则显得漠不关心。

　　633年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领袖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碰上这样的局面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已故先知的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并没有能够吸引各个部落的注意力，但是当他高举穆罕默德的信念，向压迫和掠夺他们的奴役者发出反抗的信号，他把分散的部落首领们聚集在一起了，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者发起了战争。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两个刚刚从604－628年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脱困的精疲力尽的帝国。死去的穆罕默德指点了艾卜伯克尔，这种平民信念与劫富济贫的相结合，成功地谋求了人们的效忠。

　　这是阿拉伯人最辉煌的时刻，他们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接着征服了伊拉克和整个伊朗。。。。这确实是不平凡的征服，建立一个横贯欧亚的王国，不断侵削罗马帝国并迫使其节节败退，这本身就是亘古未闻的丰功伟绩。

　　汤因比写到：“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河间道观寺庙寺院。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这一个美梦再一次出现在现代的在本－拉登身上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在阿富汗，本－拉登资助并组织成千上万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的训练，他们是为军事扩展目的而进行军事训练。 本－拉登还为一个称为“第055旅”的阿拉伯外国军团提供资金支持，这个旅的人数在2000人左右，是来自全世界的亡命之徒。。。。当然，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引用它们只是说明哈里发们新的志向。

　　而政治上一个古老模式的政权在亚洲中部的深山中出现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塔利班政权神秘色彩浓厚，它建立的阿富汗政权即不是君主国，也不是共和国，而是一个在“新的哈里发”穆罕默德#8226;奥马尔领导下的埃米尔国，应该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8226;奥马尔主持宗教领袖会议，又直接指挥塔利班总部坎大哈委员会，后者具有对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并直接管辖军事委员会和喀布尔委员会（临时政府）。

　　古老的基督徒有一段对所有仇恨的责备：“忿怒是盲目的，它并不容你见到任何人的真面目河间道观寺庙寺院。”（10《十二位先祖的遗书》）用这句话来说明塔利班发泄在巴米扬大佛上的愤恨，倒也恰如其分。

　　不过从更深入的层面看，这一切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它是亚洲中部地区存在的贫穷和落后的产物，甚至是落后于人类社会几个世纪的积淀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有一则来自美国人的报道：塔利班对巴基斯坦青年有吸引力。历史和战争已经逐步蚕食了长期盘踞于亚洲内陆的部落体制，部落体制虽然使得文盲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也因此维持了落后和贫困，但是部落体制为年轻人提供了和平。人们认为有一种崛起的新力量，那就是塔利班，在那里的年轻人看来，加入塔利班是“未来几代人的出路”。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现实意义在于，作为人类社会贫困的一极，它有改变世界以寻求平衡的势能；尤其是以顽强的精神力量以抗衡人类社会堕落性的唯利是图，本身就具有不可战胜的理由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人类社会遵循“人之道”而“损不足以奉有馀”的时间太长了，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是应该到了“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的时候了。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点燃的是火种，它的理由就是全人类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理由河间道观寺庙寺院。烽火从塔利班燃起，穷苦人的力量逐渐聚集，许多年后，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让一切剥削者和掠夺者从他们霸占的权力的宝座上滚下来。人们或者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中，将重新评价这一节显得有几分荒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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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何日裁昆仑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黑格尔有一段名言：

　　“精神生活在其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但这种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而导致返回这种统一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思维本身。”（11）

　　我们很容易感触亚洲内陆的那种凄凉、落后和无助，也因此很容易感触那种“素朴的本能”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虽然理性完全有理由指责那些原始的冲动，但是无法否定它的合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应该扬弃这种“分裂境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或者说在更高层面上理解这个问题，以实现理性和现实的统一。

　　自力以返回我们原来所追求的目的――自然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事实上这种感觉在权力万能的现实中很难产生，人们不得不屈服于权势的压迫而丧失了自我。或者逃避现实的无奈，进入思维的虚拟，感受世事沧桑。始于远古时代，人们不断地、重复地体察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自信在迷茫之后能够前进一步，这是思维的魅力。

　　思想者透过巴米扬大佛轰倒下的烟尘，听到的是人类最困苦的一群在上苍面前祈求人类平等的祈祷河间道观寺庙寺院。一些舆论创造了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公式。表现的不仅仅是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和无知，事实上暴露的是其思想的贫乏或者是对人类精神的扭曲。

　　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有相同之处，现实的区别仅仅只是反映了各自社会所依托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在人类历史上集合了本源思想的轴心时代，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痛苦的历程，汤因比写到：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河间道观寺庙寺院。（12）

　　这是人类分娩的阵痛，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希腊毕达哥拉斯（13）和中国的孔子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汤因比写到：“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而“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14）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15）

　　事实上，四大思想之间在后来的演变之中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在地域上，中国、印度和罗马距离遥远，所以东、西方文化至今存在着诸如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别。而伊斯兰教主导的安息诸帝国则居于东西方之间，它的观念也因此受到双向的影响，例如东方的儒教敬天法祖，佛教以来生兑换今生，而西方的基督教以求赎之心入世，两者之间的伊斯兰教则两世并重，强调以出世的精神入世。

　　严格地说，伊斯兰教属于西方文化的源流，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真主为怜拯救人类脱离黑暗、罪恶与贫困，通过圣人降示了包括犹太教的《妥拉》、基督教的《旧约》和《新约》等104部经典，后来出现的《古兰经》则是承前启后的最为完备的经典。穆斯林既然执行《古兰经》的全部教律，事实上也相信了历代的经典。

　　《古兰经》的产生和１６世纪路德、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创立新教有相同的性质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奴隶制晚期，拜占庭和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们横征暴敛，官场腐败，富豪骄奢淫逸，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信仰则发生重大的危机，于是伊斯兰教扮演了革命者和解放者的角色。前面所提到的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伊斯兰教的辉煌，证明了这一场革命的成功。它和新教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具有相同的意义。

　　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受到了现代理念的挑战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近代人类社会在经过西方的启蒙运动后，科学与理性战胜了精神和道德，“人性恶”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理论。席卷全球的是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人类陷入了全球化的信仰危机。

　　有趣的是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再一次得到了肯定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在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滿楼的时代，宗教成为人类的避难所。

　　经济学家王小强写道：

　　“全世界宗教信徒51.37亿，占当时总人口60.55亿的84.8%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其中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19.99亿，穆斯林11.88亿，印度教徒8.11亿，佛教徒3.59亿，犹太教、道教等其它教徒7.8亿。正是人世间的苦难和困惑驱使人们走向宗教,寻求解脱。”（16）

　　文章写到：　

　　伊斯兰教是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而且是发展最快的宗教河间道观寺庙寺院。1965年，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不到6亿，70年代发展到8亿多，现在已超过12亿。。。如今，26个国家宣布伊斯兰为国教，22个国家穆斯林人口占人口多数，160多个国家已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

　　文章写到：

　　信仰伊斯兰教人口遍布全世界，在西欧北美都迅速增长，美国约有840万，欧洲有2000万，中国有2230万，印度有1.4亿，巴基斯坦孟加拉有近2亿，印尼有1.7亿，黑非洲有2亿，约占黑非洲总人口的1/3，更不用提拥有2亿多人口和137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阿拉伯世界和从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到东南亚辽阔的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绿带”了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这种现象证明了伊斯兰教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并不只是伊斯兰教，而是“终极精神实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现代世界强权维持下的秩序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革命河间道观寺庙寺院。这种革命是理性向道德的回归，是科学的盲目向现实的回归，是局部的关注向全社会关注的回归。毕竟人类不会长期容忍一些人独擅其能而独居其功。人类终究不会认同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等同于猿人的人格异化。

　　拨开复盖于现实的重重的尘埃，我们能够遵循思维寻找到自然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善与恶的根本性的对峙存在于我们所能认识的全部人类史的始终。这其间，善长与恶削却是必然的趋势，它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根本性的证明。

　　笔者并不认为巴米扬大佛应该重塑河间道观寺庙寺院。悲剧更具有启发的特性，毁弃的大佛本身就是历史的启示，它固然告诉后人极端主义的不可取，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天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贫与富，进步和落后，当这些社会差异达到人们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愤恨将在任何一个地方，以任何形式出现，社会最终必须为此作出调整，任何倒逆的行为只能是增加调整的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有善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巴米扬大佛的归宿不正是这种善念最伟大的体现。

　　毛泽东赋词曰：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河间道观寺庙寺院。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安息吧，巴米扬大佛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壶公评论文集：/

　　参阅汤因比《人类和大地母亲》、罗素《西方哲学史》、经济学家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壶公评论《心路》河间道观寺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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